什么是时间银行？时间银行和 医院文化 有什么联系？

周五上午，斯坦福医院的急诊医生格雷格·吉尔伯特（Greg Gilbert）刚结束了又一个连续六个夜班的工作之后回到家里。这位又困又饿的单身父亲正想着抓紧时间睡个午觉好在下午能赶得及去前妻那里接他三岁的女儿。

这时，他发现蓝围裙（Blue Apron，美国一家食材配送服务公司）的一个纸盒，里面有做饭的所有材料。还有一个外卖订餐网Munchery寄来的黑色的袋子，里面是即食食物。这意味着他中午不用再吃快餐汉堡了，也不用浪费时间想晚上做什么再到商店采购，可以直接用这些食材准备晚饭。省下的时间可以多陪陪孩子。

不仅如此，吉尔伯特的家里也被打扫的干干净净，要寄给助手和生活导师的感谢卡也已经有人帮忙寄出去了。

不是田螺姑娘，是医院福利
情节有点像田螺姑娘的故事，但实际上，这些食材和服务都是斯坦福大学医院急诊部的福利。

这些饭菜、打扫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服务（照看孩子和老人、订电影票、撰写申请、取干洗衣服、演讲训练、网络支持等）是斯坦福大学医院一项创新项目--“时间银行”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在于缓解急诊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冲突。

医生平时培训新人、在委员会任职、临时接替同事或进行急诊等的时间可以“存”起来，并将这些时间换成积分，用于换取工作或家庭相关的服务。

吉尔伯特说：“这样以来时间更自由了，而且陪孩子的时候不会那么疲惫，时间也多了，我终于成了自己一直希望的父亲的样子。”

斯坦福的“时间银行”是一个为期两年的试点项目，其所需的25万美金主要由斯隆基金（Sloan Foundation）支持。该项目大大提升了医生的工作满意度，改善了医生们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协调。此外，斯坦福大学医院申请的科研项目也有大量增加，通过率也比以往更高。实施该项目之后，斯坦福大学医院的急诊中心今年第一次没有新增人员，因为没有人离职。

医生压力大，工作生活不平衡
斯坦福这个项目的目的很简单：改变当前医生工作和生活不平衡的现实困境。

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医生比其他行业的人员平均每周多工作10个小时，将近40%的医生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

更让人惊讶的是，每两位医生中就有一位有至少一种过劳症状，医生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不满是其他行业人员的两倍。在学术性医学院工作的员工，进入职业生涯的前十年内，10个医生中有5个离开，其中4个会彻底离开学术医学这个行业。

这也使得医生缺乏空前严重。美国医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预计到2025年将会出现9万名医生短缺无法弥补。

凯伦·赛博特（Karen Sibert）是一位麻醉学家，同时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2011年写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大肆批评了医疗行业中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得不到平衡的问题，她写道：“我认为，如果是记者、大厨或律师选择加班或辞职没什么，但是医生不一样。患者总得有人照顾。”

工作生活失衡需要重视
现在主流的认识还认为工作生活问题并不是医疗文化中的大问题。

负责“时间银行”项目的心脏病专家汉娜·瓦伦丁（HannahValantine）说：“医护人员工作生活之间的失衡仍被认为是医疗行业的一个次要问题。还没有人将解决这种失衡作为提高医疗质量的一个措施，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决定。”

现在格雷格·吉尔伯特可以坐在干净的厨房里，细细品味牛排沙拉。但是他也曾因为工作和生活冲突问题离开过学术医学。吉尔伯特说：“这个项目开始之前，我已经感到自己疲惫不堪了。长时间的工作也使我的上一段婚姻出现了问题。”

当然，像吉尔伯特这样的医生肯定付得起时间银行提供的这些服务。但问题在于，他们忙得都没时间去预定这些服务。吉尔伯特说：“很多时候你会感到，你工作的单位根本就不关心你。你会想‘我不过是在消耗自己，为什么啊？我错过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这个项目是真的听到了这些声音，这也是它奏效的原因。”

医院的“铁人”文化让医生有假不敢请
你可能会说，医生也是人，也有假期的。他们可以请假啊。

不错，皮佐在寻求解决方案时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小组分析发现，只要能想到的“家庭友好”政策，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指南中都有：带薪产假、公休假、弹性工作选项、加班福利等。但问题在于：没有人用它们。

该小组请来了一个创新设计公司--Jump Associates。他们用影像的方式记录医生的工作，采访员工做笔记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政策都违背了斯坦福的核心文化：出色的工作必须竭尽全力，每时每刻。

医院传统文化都稍显冷酷，其宗旨就是“多工作，少生活”。

瓦伦丁说：“医生和科学家们都害怕自己想用了这些政策就被认为对工作不认真，给他们带来一些后果。”

对症下药，效果显著
为了改变这种观念，斯坦福大学医院启动了这个试点项目。最初该项目有来自基础科学和5个临床医学部门的60名医生参与，项目为他们提供了职业规划部门，让弹性工作“正常化”，并且创造了时间银行。

参与该项目的神经生物学教授汤姆·克兰迪宁（Tom Clandinin）认为这个项目对自己的帮助不是一般的大。最开始他用自己为25个学生委员会指导“赚得”的积分“购买”写申请表的服务。这帮他为自己的项目申请到了更多的资金。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他开始用积分给自己和同是医生的妻子“买”外卖。

瓦伦丁称，该项目的初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医生和科学家在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上都有改善，斯坦福员工的满意度也提升了近60%。

项目参与者共提交了22份项目申请，通过率为41%，总金额达4000万美元。这些钱完全可以覆盖该项目的花费。

此外，自愿临时接替同事加班的人数也有明显提升，达到83%。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关心自己的健康和休息，有时间与同事讨论问题的员工比例也从9%升至55%。此外，以前感到斯坦福支持自己工作的女性比例只有29%，现在也上升到了57%。

瓦伦丁说：“这个项目很有前景。我们不是要降低成功率或标准，而是要通过关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问题来改善医生状态，达到更好的执业效果。”

相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一样的医护人员，长久以来，因为繁重的医疗工作而无法顾及家庭，持续几天都无法休息这种现象似乎已司空见惯。但是，可以确定的说，这种工作与生活的不平衡并不是长久之计。我们需要一个完善的文化环境体系，通过构建符合自身医院特色的制度文化，让医者安心从医，让病患放心就诊，让医护人员活出“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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